战略对话 | 关系逆转（上）

  作者：戴秉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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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1年3月生；贵州印江人，土家族；四川大学外语系俄罗斯语言文学专业毕业；1964年9月参加工作，1973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；曾任国务委员、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、中央国家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、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、外交部副部长等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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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文

Foreword

我这一生与苏俄“有缘”，亲身经历、感受到了中苏关系的阴晴冷暖、起伏变化。进入外交部后，我长期从事对苏工作。从驻匈牙利大使岗位上卸任回国后，又担任主管俄罗斯及东欧地区事务的部长助理、副部长，直到奉调去了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。

回顾中苏关系40年的历史，对于我们今天的外交工作仍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。中苏关系大致可划为四个10年，即蜜月10年（1949-1959）、论战10年（1959-1969）、对抗10年（1969-1979）、谈判10年（1979-1989）。

蜜月10年

1949年新中国成立，百废待兴。把新中国建成一个怎样的国家，这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亟须回答的重要问题。在认真总结中国革命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，结合当时的国际形势，我们党提出向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“一边倒”，苏联模式也成为新中国模仿的榜样。

1950年2月，中苏两国签署了《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》。斯大林、毛泽东出席签字仪式。

首先需要肯定的是，苏联对新中国第一个“五年计划”给予了宝贵的援助，为新中国奠定初步的工业基础发挥了积极作用。同时，苏联支持在联合国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，支持中国收复台湾，对于新生的共和国具有重大政治意义。

新中国以苏联为师，梦想建成像苏联一样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，过上像苏联人民一样富足的生活，当时人们的衣着打扮、音乐、戏剧、小说、电影等各方面都深受苏联影响，社会各领域都打上了苏联的烙印。中苏两国领导人互访频繁，两国人民友情深厚。

论战10年

但是，斯大林逝世后，赫鲁晓夫上台，苏联内外政策都发生了变化。中苏在一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出现严重分歧，并逐渐公开化。两国一步步从亲密盟友变成公开对骂的敌手，这种颠覆性的变化对中国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冲击。随着中苏关系越变越差，苏联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形象也发生了一些变化。

中苏双方在珍宝岛激烈交火

中苏分歧还从意识形态领域蔓延到国家安全领域：

1969年3月2日

中苏边防部队在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。

1969年3月5日

苏联方面打来政府专线电话，要求和周恩来总理或陈毅外长通电话，但我方的接线员拒绝转接，还斥骂了对方。

1969年3月15日

苏联出动大批装甲车、坦克和武装部队，再次侵入珍宝岛地区，并向中国境内纵深进行炮击。中国边防部队打退苏军的三次猛烈进攻，保卫了国家领土。

1969年3月21日

苏方提出柯西金总理要求同毛泽东主席或者周恩来总理通电话，再次被我方话务员拒绝。后来，毛主席提出了批评：“电话是打给我的，怎么不报告我就拒绝了？”

当晚，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紧急约见中国外交部苏欧司副司长，再次要求同中方领导人通电话。

我们以备忘录形式答复苏方：“鉴于当前情况，打电话不合适，如果苏方有话要讲，可以通过外交途径提出。”当时，毛主席指示，准备外交谈判。

随后，苏方得信后，提出恢复边界谈判。

3月下旬，毛主席再次说：“要准备谈判，我看时候到了。”

1969年8月

苏方在新疆铁列克提地区制造流血事件。当时有西方人士向我方透露，苏联领导人考虑对中国使用核武器，气氛骤然紧张。

中国政府就此发表声明：“如果一小撮战争狂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，袭击中国战略要地，那就是战争，那就是侵略，7亿中国人民就要奋起抵抗，用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。”当时，我们担心事情闹得不可收拾，内部也做好了最坏的准备。

1969年9月11日，周恩来、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晤。

1969年9月11日，苏联总理柯西金在北京首都机场同周恩来总理举行会谈。两国总理同意中苏边界谈判应该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情况下举行。10月20日，中苏两国副外长级边界谈判在北京举行。尽管谈判没有取得实质成果，但中苏关系有所缓和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中苏边界谈判的消息刚一宣布，美国方面就急着要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。这表明，中美苏大三角关系是客观存在的，中苏关系趋缓令美国不安。美国担心中苏重新和好后会联手对付美国。美国驻波兰大使在华沙时装展览会上紧追一位中国外交官，希望面见中国代办，这才为中美恢复大使级会谈接上头。中美关系缓和是冷战时期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。

中美恢复大使级会谈接上头

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，中美关系出现转机。1969年9月9日，为进一步打开对华关系的僵局，美国总统尼克松接见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，要求他秘密接触中国驻波兰大使馆官员，建立联系，以便尽快恢复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。

对于斯托塞尔大使屡次表明的接触意图，中国驻波兰临时代办雷阳迅速向国内作出报告。

根据周恩来指示，雷阳邀斯托塞尔到中国驻波兰大使馆做客。斯托塞尔代表美方提出了正式恢复两国间大使级会谈的建议。

1970年1月8日，雷阳会见斯托塞尔，表示奉命原则上同意恢复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。

1971年，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应邀访华。

从中方看，当时判断苏联已上升为主要威胁，这就为改善中美关系创造了条件。毛主席对于中美关系正常化是有战略考虑的。中美恢复大使级会谈及后来的“乒乓外交”仅仅是这个大战略的序曲。毛主席这一时期的战略思想是在国际上搞“一条线，一大片”，就是联合美国、日本和西欧等国，以及广大亚非拉国家，共同反对苏联霸权主义，以维护中国的自身安全。这一动向也被美方及时捕捉到了。

“一条线，一大片”

1973年2月，毛泽东提出要搞“一条横线”，就是大约处于同一纬度的国家如美国、日本、中国、巴基斯坦、伊朗、土耳其、欧洲各国等共同对付苏联。

1974年1月，毛泽东又提出“一大片”的第三世界国家要团结。

“一条线，一大片”实际上是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统一战线政策。

从苏方看，他们非常清楚中国在苏美对抗中的分量，对中方可能改善中美关系坐卧不安，反复提出希望进行苏中高级会晤，但我们都不做正面回应，同时也不把改善中苏关系的大门关死。

1970年6月，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、国务委员会副主席波德纳拉希访华，苏联托他向毛主席传话，希望苏中停止论战，改善关系。毛主席说“中苏论战可以再减1000年”，并请波德纳拉希向柯西金转达他的问候。

波德纳拉希途经莫斯科时，向柯西金转达了毛主席的问候。柯西金听后笑了，表示非常感谢，并说准备用适当形式来回应毛泽东的问候。一般认为，柯西金在苏联高层中属于对华温和派，遭到勃列日涅夫的压制。

“中苏论战可以再减1000年”

20世纪60年代中期，中苏两国关系恶化，双方进行了大规模论战。

1965年2月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访问越南途经北京。2月11日，毛泽东在会见柯西金时谈到有关停止中苏公开论战的问题。毛泽东认为，中苏论战还不能停，公开论战要一万年，看来少了不行。

赫鲁晓夫倒台后，苏联内部一直存在着改善对华关系的声音。在中苏交恶过程中，苏联对华心态十分复杂。一方面，苏联在政治、军事、经济等方面对华施加高压，寄望中方屈服；另一方面，苏联又担心把中国推到美国和西方阵营去。苏联对中方同西方接触十分敏感，特别是中美关系酝酿解冻，对苏联触动很大。

记得我还在驻苏联使馆工作时，有一次，苏联外交部突然要求约见我们使馆领导，也不说谈什么事，只感觉到他们非常着急。使馆回答：“代办不在。”对方表示，找任何级别的外交官都可以，只要能见面就行。那时，苏联人已察觉到中美关系正在酝酿突破。其实，苏联对中方同西方发展关系从来就没放心过，早在延安时期，他们就对美军在延安设立观察组有疑心，担心我们跟西方有什么瓜葛。

- 未完待续 -

文字 | 《战略对话》戴秉国著（出版于2016年）

图片 | 作者供图

编辑 | 走近外交 玄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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